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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秘《资治通鉴》里为什么没有李白?

作为一部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,《资治通鉴》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。事实却并非如此。举一个例子,《资治通鉴》对前代的历史记载,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。两汉四百余年,《资治通鉴》不过给了六十卷篇幅,唐朝不到三百年,却占据了八十一卷篇幅。但当一位读者尝试着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,他会发现什么?他会发现,《资治通鉴》中居然没有李白!那可是唐朝最著名的人物之一,《资治通鉴》给予唐朝历史如此高的关注度,却为何只字不提李白?是《资治通鉴》的作者们疏忽了吗?把这个疑问暂时搁在一边,让我们继续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寻找另一位唐代大名人杜甫,又会发现了什么?我们会发现,杜甫的运气比李白好一点点。为什么是好一点点?因为杜甫的名字至少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被提到了一次。是的,你没有看错,这也就意味着杜甫事实上在《资治通鉴》中也没有出现过,只不过被别人提到了一次,因为他的名句“出身未捷身先死,常使英雄泪满襟”,颇受不得志的政治家们的青睐。

深入核查后,读者们会发现,在《资治通鉴》里失踪的,不仅仅是李白、杜甫,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,比如屈原。其他历史小名人,被《资治通鉴》“遗忘”的更是不计其数。这当然不是以司马光为首的《资治通鉴》编纂团队的疏忽。如果真像清代学者李光地所讽刺的那样,《资治通鉴》的疏旷“网漏吞舟”,那它也不可能成为屹立千余年不倒的经典著作,更不可能和《史记》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。显然,粗心出错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,而不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。

《资治通鉴》为什么会出现这类貌似“疏漏”的现象,如果这并不是真正的疏漏,那它背后的合理性又是什么?我们先来算一笔帐。《资治通鉴》篇幅的确巨大,总字数约三百万不到。但大家不要忘了,它所记述的历史时段上起春秋战国之际,下至宋代建立以前,纵横一千四百余年。平均下来,每年只能占用2000字左右。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,在位五十四年间,外服四夷,内强皇权,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走向。这么重要的历史时期,《资治通鉴》只给它六卷篇幅,平均一卷讲述九年,每卷不超过两万字。我们全面抗战打了八年,试想,若规定用两万字的篇幅把抗日战争叙述一遍,我们能讲什么?把主要战役,指挥将领,牺牲多少同胞罗列一遍,大概也不止两万字。然而《资治通鉴》就在两万字不到的篇幅里,把汉武帝时代波澜壮阔的九年给讲完了,何等惜墨如金!

这样看下来,《资治通鉴》的篇幅成为一个相对的问题。和一般著作比,煌煌三百万言,当然算巨著。但和它所承担的任务与内容比,三百万字却已经是节省到不能再节省的地步了。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相对性?这和上文提到,屈原、李白、杜甫等历史名人不见于《资治通鉴》又有什么关系?先来看司马光在《进资治通鉴表》中的一段话:

每患迁、固以来文字繁多,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,况于人主,日有万机,何暇周览。臣常不自揆,欲删削冗长,举撮机要,专取关国家兴衰,系生民休戚,善可为法,恶可为戒者,为编年一书,使先后有伦,精粗不杂。

司马光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,分别能解答我们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。中国古人重视历史,尤其是中晚唐以后,历经战乱,皇帝以及宰相等最高统治阶层成员,开始日益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,并形成阅读、讨论历史的稳定传统。这一传统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巩固。但传统的史书,即便是最重要的那部分,积累到宋代中期,分量也已经非常大。今天被我们称之为“二十四史”的正史,在《资治通鉴》开始编修之前,已经完成了十九部,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,一直到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《旧五代史》《新五代史》等。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,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。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话中所描述的情况,“迁固(指司马迁和班固)以来,文字繁多”。找个读书专业户,认认真真每天读五万字,读完这些书要花一年时间。以致用为目的的读史,犹需细致认真,不能流于泛泛观览,要做到学与思并行。若用这种方法一丝不苟地读史,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,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,怎么有时间把这些书读遍?

这就引出了司马光在前段引文中提及的第二个话题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把古往今来的这些历史作一次提炼、总结,缩减篇幅,留下最精华的部分,以便以皇帝为首的帝国高级管理人员有可能对它进行仔细阅读。这就是司马光编纂《资治通鉴》的由来。压缩历史、选取叙述对象,必然需要有标准。把什么内容保留下来,什么内容剔除出去,都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来确定。而标准的制定,又与写作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司马光讲得很清楚,他编这部《资治通鉴》,是为了给皇帝等国家高管提供历史参考,便于他们汲取历史经验以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。这就是《资治通鉴》的编纂目的。根据这一目的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可以进入《资治通鉴》,什么样的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可以忽略,其标准自然也就不难定义。用司马光的原话说,就是“专取关国家兴衰,系生民休戚,善可为法,恶可为戒者”。这就是《资治通鉴》选择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最为简要的标准说明,它只记录那些影响到国家兴衰成败、百姓幸福指数的人和事,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、艺术以及名人轶事。

李白、杜甫不见载于《资治通鉴》,符合这个标准,因为他们不是政治人物。司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不见载于《资治通鉴》,《资治通鉴》只选取他一篇短短的《谏猎赋》,也符合这个标准。因为《子虚》《上林》辞藻再华丽,也与治国无关;《谏猎赋》的文字虽然相对平实且篇幅短小,却从一个角度提出了帝王行为规范的问题,与治道有关,故能被《资治通鉴》相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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